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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司法审查主要以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为手段，保护私人财产及自由之免于国家干预，但在其他领域未必具有功能，其判决亦非广受尊重，甚至招致危机。

[17]五、结语研究言论自由，应当将其置于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之中，辨析其基本含义、性质与功能，探求其经济根源和目的，探索对其限制和保障的具体条件和机制。④比较有代表性的争论见苏力：《〈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2009年工信部发布的《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管理办法》。关今华：《论言论自由与人身权的权利冲突、制约和均衡》，载《亚太经济》1997年第4期。[5]81(3)在对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限制标准上，法律与伦理、事实与价值相互缠绕。(4)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对话。[2]252在其详尽全面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将言论自由的行使媒介与具体内容结合在一起，前者如新闻传媒，后者如对国家事务的意见、对国家的决策和管理事务等。

[3]我国1982年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表达自由的规定，基本上沿袭了1954年宪法、1978年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手机媒体的主导作用尚不明显[8]49。在这一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进入专题： 台湾问题 台湾宪法 。[1]根据孙中山先生的这一主张，1924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但省宪不得与国宪相抵触。[2]因此，实行省宪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和实现统一。首先，从宪法体系上说，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台湾现行宪法（或将来制定的特别行政区宪法）之间的关系，是国宪与省宪的关系，这将有利于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为承认和保证台湾现行制度基本不变提供宪法上的依据。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使得对这一问题的法理上与学理上的探讨，至今几乎仍然是一个空白。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方针，是实行一国两制，即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原有的制度。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其中肯定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的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但是，它作为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之下，协调、解决特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法律问题的宪法理论，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思考。但海峡两岸事实上却又存在着两部宪法和两套法律制度，并且都在各自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发挥着作用，这是一个无法回避和否认的现实。

通过授权形式，全国人大有权制定与现行宪法规定不同制度的法律。一个国家不能有两部并行的宪法，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律常识。联省自治派主张的省宪，正如同孙中山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其最终结果不过是分裂中国。会上，中共代表吴玉章提出了制定宪法的几项原则，其中包括中央与地方权限应采取均权主义原则，省为自治单位，省长民选，省得自制宪法。

现实已经为我们实现这一目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历史则为我们实现这一目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而作为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拥有自己制定的省宪（或特别行政区宪法，下同）和法律制度，不仅符合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同时也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具体实施和保障。也就是说，在保证国家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不得与国宪相抵触的。

关系的问题中，省宪问题无疑是过去争议较多、却又因种种原因而为后人所忽略（？）的问题。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决议，在地方制度中规定：省得制定省宪（后改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但不碍与国宪抵触。从现实情况来看，肯定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有制定省宪的权力，将有利于协调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消除海峡两岸在统一问题上的法律障碍。来源：《法学》1995年第9期。1921年，他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又进一步提出：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举省长。[3]1946年4月2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大会根据政协决议有关省得制宪的原则，起草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中国宪政史上提出的两次省宪主张，虽然都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产物，其时代背景与主张的内容及实质，都不能与当今的现实同日而语。根据这一事实，由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的形式，授权台湾特别行政区制定自己的省宪，不仅有政策上的依据，也是符合宪法规定的基本精神的。

但是，这一规定遭到了国民党的无理反对。那么，肯定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

其次，从现行宪法来看，我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3]《中国法制史参考资料汇编》第三辑，第261、265页。

同时，承认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拥有立法权，就要求我们从法律上对台湾现行宪法与法律制度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因此，从法律角度而言，肯定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有制定省宪的权力，能将一国两制作为一项具体制度在宪法中确认下来，有利于一国两制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最终消除海峡两岸在统一问题上的法律障碍提供切实的保障。虽然在中国大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尤其是它的中华民国宪法，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概念。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当然，根据九二共识和胡六点的精神，这里的一个中国原则应作框架理解。因此，为促进两岸关系更加深入发展，就必须解决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问题。

两岸关系发展的实践也证明，通过将敏感事务议题化，可以有效解决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当然，作为法律概念的两岸显然只能按照政治概念的两岸来理解。

两岸也是一个具有足够解释空间的定位模式。因此，台湾当局名义上对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实行所谓动员戡乱，在国际上声称代表中国，并延长在大陆产生的中央民意代表任期，以彰显其对全中国的法统。

由于大陆和台湾存在国家和主权等高度敏感的政治争议，两岸目前尚未形成关于政治关系定位的共识。大陆和台湾的有关法律也将两岸作为大陆和台湾进行谈判的名义。两岸是现阶段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的定位模式，重在从事实角度描述大陆和台湾尚未统一时的政治对立关系。可以预见，政治关系定位这样重大而敏感的议题，也必然将经历多次反复。

在此情况下，可以借用两会框架，由两会作为两岸模式下大陆和台湾政治交流的渠道，而将是否承认公权力机关的合法性，作为两会谈的一项议题，由两会在谈判和协商的过程中解决。尽管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最终必须通过政治的方式解决，但根据议题化的解决方式，在大陆和台湾就政治关系定位进行谈判前，用去政治化的两岸作为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消除政治关系定位中国家、政府、实体等政治概念的干扰，也是务实和可行的。

对现阶段而言，尽管透过两会框架的两岸事务性交流仍是两岸关系的主流，但随着两岸事务性交流的日益深化，政治性交流亦将提上议事日程。大陆和台湾分别提出过合法政府对叛乱团体、中央对地方、两党、两区、两府、两体和两国等定位模式，但都没有为大陆和台湾所共同接受。

从上文的整理可知，大陆和台湾在政治关系定位模式上的争议主要有二：第一，是否承认中华民国或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虽然两岸政治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对立，但就台湾地区的现实而言，要让台湾当局放弃在国家、主权上的主张，有着相当的难度。